“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给出的历史的新方位。

何谓关键时期？

放眼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剧，个别大国大搞强权霸凌、肆意围堵打压新兴力量，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完成强国建设目标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更多把握历史主动、更大程度影响世界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保江说。

目光转向国内。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行进到关键节点。

即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种风险挑战集中显露，我们一方面聚力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力，同时又要攻坚克难，坚决冲破利益固化藩篱。

“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即将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历史考验阶段。”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表示，“现在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冲抵下行因素，把不确定性的困扰最大可能地排除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好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确定性和主动权。”

大人虎变。如何实现关键一跃？

党的二十大明确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要求，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从建党百年之际踏上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中间是‘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三大步。从现在到2029年这五年，承上启下，至关重要。”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说。

“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系统部署，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正在主动引领历史方向，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晋京说。

车辆行驶在深中通道上（2024年7月3日摄） 毛思倩摄/本刊

做强生产力优势的关键时期

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39.9万亿元，占GDP比重31.7%，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6.2%，占全球比重约30%，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

全、多、大，这是“世界工厂”的实力。中国终端产品制造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配套能力完善，产品转换和响应能力强，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突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奇迹。

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处于进一步打造生产力优势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传统优势减弱。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价格上升，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技术进步速度不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快、数字化转型不足等挑战。

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以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卓有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向是高大全新绿，目前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已经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但是大而不够强、全而不够精问题仍然突出，亟待进一步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说。

另一方面，新动能还未成为支撑生产力发展的主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的主要载体，主要产出高附加价值产品或服务。

我国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有的已经具备国际领先的竞争力，如5G通信、新能源汽车、北斗卫星导航等，但从整体产值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约13%，成长空间和潜力巨大。

受访专家表示，一批正在成长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半导体芯片制造业、软件产业、人工智能应用产业、数据分析产业、医疗设备产业、飞机引擎制造、新型材料等，与发达国家相关产业在技术、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差距仍相当大。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仍在爬坡过坎。

实现在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年均5%以上。

“能否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直接关乎经济增长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决定着能否在2035年如期实现目标。”黄群慧说。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化进程面临前后夹击的外部环境。发达经济体拥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优势，正在重塑制造业优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

“国家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人才、供应链、设备、零部件等多方面实施封锁和限制，企图延缓、阻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步伐。”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说。世界经验表明，新旧增长动力切换受阻，是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挑战即机遇，转型期就是关键期。“中国能否把握时机，加速换挡，推动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决定了我们能否主导新一轮变革，实现生产力的跃升。”黄群慧说。

在这一关键节点上，《决定》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专门部署，要求“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对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要求完善推动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使其逐步成长为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

对于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决定》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强未来产业谋划布局。

对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决定》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靠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已有优势，巩固经济基础。

“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走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战略性新兴产业‘强筋壮骨’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董煜说。

游客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拍照留念（2024年10月5日摄）陈晓根摄/ 本刊

奠定创新引领能力的关键时期

“天眼FAST”落成、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墨子号”成功发射、中国光量子计算机诞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涌现，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高被引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27.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从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转变，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科技创新日益成为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的关键变量。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我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全球第一。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不仅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科技创新仍面临一些深层次挑战。

比如，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重大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受访专家告诉记者，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占比约为6.7%，距离“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基础研究支出占比提高到8%的目标仍有差距。而这一比例，发达国家普遍在2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25%。

比如，科技领军人才偏少。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人才理论与技术研究室主任孙锐表示，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但科技领军人才偏少，人才激励机制尚不健全。

科技创新短板直接影响产业安全与发展后劲。受访专家举例说，我国的核电、高铁、工程机械、通信设备等终端产品、设备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但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中间产品中仍存在短板。这是因为中间产品对基础研究、底层技术依赖度更高。比如芯片研发，有赖于基础科学能力的上升和底层技术的突破，“这不是急能急来的”，董煜说。

当下，全球科技创新正处在突破的关键时点。“一些发达经济体均把未来几年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把颠覆性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发展布局的重点之一。”鄢一龙表示。

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我国获取先进芯片、软件和设备的能力受到限制，影响高新科技产业升级；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全球供应链重构，对我国科技产业的全球布局产生不利影响；顶尖科技人才竞争、技术标准争夺和市场主导权争夺愈发激烈。

“危”与“机”扑面而来，关键在化危为机。“美西方‘脱钩断链’正倒逼中国发生拉平与发达国家发展鸿沟的重大科技革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从生产力发展阶段看，我国经济正在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变。“科技创新通过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现产业新旧部门更迭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黄群慧说。抓住科技创新“牛鼻子”，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决定》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要求强化基础研究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推动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突破，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

要求“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针对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不足，《决定》要求“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提出“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依托我国产业基础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我国科技成果全球竞争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夯实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先进质态跃升，推动高质量发展。”董煜表示。

夯实“中国之治”

独特优势的关键时期

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增强综合实力、有效使用国家力量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中国之治”体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

当此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越是形势复杂严峻，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历史自信，越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中国之治’首先是制度优势。制度优势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优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表示，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变革像一根红线贯穿《决定》始终，“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都与制度建设、制度变革、体制机制创新密切相关。”

以法治建设为例，除专章部署外，《决定》在全篇不同板块，就不同改革领域，作出完善监督法及其实施机制，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专门矫治教育规定，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完善党内法规，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修改监察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等多项安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莫纪宏表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加快涉及重大体制调整、重大制度改革、有关方面反映问题突出的法律修改，补齐法律制度短板弱项，是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所需，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优势，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的必然要求。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转，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社会治理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解决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比如，当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较以往更为复杂，就业、收入分配等涉及民生和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增加；

比如，要素快速流动，与国家经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关联程度较强，社会矛盾风险流动性加快，呈现跨域传递的趋势，投资消费领域的纠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劳资债务纠纷屡有发生；

比如，互联网和新技术普及应用快速发展，网络安全事件增加，数字化治理面临挑战；城乡结构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局部“空心化”、新社会群体涌现，给社会治理带来新要求。

“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让基层社会面临的形势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回应利益分化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精细化、专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向春玲表示。

将“中国之治”的优势更充分地体现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上，《决定》对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

建立健全党对社会治理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坚持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等等。

明晰各方力量职责任务和权责关系，提出“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

受访专家认为，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夯实“中国之治”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通过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激发全民创造力、积极性，建设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大自我协调、服务能力的社会，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辛鸣说。

文化软实力喷涌而出的关键创造期

民族强则文化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文化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23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9515亿元，比上年增长8.2％。其中数字文化产业规模已近2万亿元，占文化产业比重超过50%，文化新业态带动效应明显。

文化影响力持续攀升，中华文化在海外“圈粉”无数。2022年我国对外文化贸易额超过22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也要看到，世界文化格局仍是“西强我弱”，中国在文化产业规模质量上，同世界主要强国相比还存在差距。

从文化生产力上看，原创性内容生产不足、产业体系亟待优化升级、文化市场体系发展仍不充分等短板，制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必须作为支柱产业去发展，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创造国际性文化品牌，夯实文化软实力基础。”辛鸣说。

《决定》对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作出部署，要求“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文化生产力水平实现更大突破、更大发展。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

近日，首个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爆火出圈。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造就了中国游戏出海的又一个现象级产品。近年来我国影视剧、网络文学、动画长片等各领域文化产业均在通过各种方式向外输出优秀传统文化。

辛鸣认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升文化创新力，必须打破思想禁锢，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带来源头动力。

“由‘大’向‘强’，须在进一步激活并转化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虎学表示。

《决定》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要求“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

《决定》还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向世界传递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

在国际舆论引导力上，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亟需提升应对风云变幻、众声喧哗的舆论引导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过去几十年，我国发展经受住了国外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外尤其西方发起的舆论战、认知战的考验。”辛鸣说。但我国话语体系和传播能力尚较薄弱，在世界传播场域中，还没能有效掌握国际舆论议程设置权、定义权。

扩大文化影响力，一方面需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价值体系、美学体系，加强知识体系建设。《决定》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另一方面需从战略层面对国家传播体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决定》部署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要求“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文化传播归根结底是争取人心”，辛鸣表示，以文化传播充分展示我国国家制度优势、道路优势、文化优势以及各领域治理成就和贡献，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客观理解和充分认同，进而增进人类福祉。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时期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登顶，前进阻力和风险压力就越大。

当下既是提能力、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期，也是各类风险挑战加速积聚、暗礁险滩愈发凸显的重大安全风险凸显期，更加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产业链供应链为例。黄群慧表示，当前全球分工的风险因素持续上升，政治因素日益成为推动全球价值链收缩、重构甚至全球化停滞、逆转的“加速器”，威胁了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一些国家利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经济依存结构，与政治干预结合，企图全面遏制我国和南方国家科技发展。比如在关键中间产品维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半导体与芯片产业链上核心零部件、关键制造设备与材料、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实施出口管制，从范围和程度上对管制不断升级加码，打压我国半导体芯片产业链的发展。黎巴嫩BP机爆炸事件等，更是对所有南方国家的重大产业安全警示。

在黄群慧看来，大国博弈的持续发酵严重冲击了原有全球生产网络的合作分工逻辑，我国产业链面临被动替代、链条回迁、低端锁定等一系列新风险。

安全能力是自立自强的根基。面对百年变局下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既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又是应对短期产业链新风险点的必然之策。

《决定》对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作出部署。一方面要求加强产业链风险管理与预警，建立重点产业链国内备份系统，提升对外部威胁的抵御、适应与恢复重组等能力，以安全保障发展。

比如明确提出“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受访专家指出，特别要对主要国家在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的技术贸易政策实行动态跟踪，加强产业链风险管理与预警，做到未雨绸缪。

比如要求“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加强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和调度能力，确保关键产业发展不受外部影响。

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稳步有序推进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竞争力提升，用更充分的发展保障更可靠的安全。

《决定》将“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单独列出，明确要求“健全强化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从根本上摆脱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制于人的困境。

受访专家表示，回顾百年奋斗史，我们党凭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原则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断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展望未来，我们仍需传承独立自强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集聚多方力量切实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国家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利益重塑，制度进步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向深水区挺进，啃的是硬骨头，触动的也是最难触动的利益。“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配、利益格局的重构。矛盾和阻力突出表现在调整利益关系的困难和复杂。”辛鸣认为。

一个突出的阻力是地方保护主义。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例，其主要建设难点之一，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屡禁不止”。

“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不仅限制企业跨区域扩张，还抑制创新与竞争，资源无法得到最优配置。”董煜说。地方政府倾向于采用地方保护主义措施维护自身和本地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利益，在具体实施改革时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甚至受到局部利益的阻碍。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从制度安排上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导向。对此，《决定》作出系列部署。比如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通过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实现财政资金在地方政府间的再分配，弱化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分工行为。

又如要求“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通过改变统计核算、政绩考核标准，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把追求高质量发展而非地方利益作为行为准则。

阻力也来自利益群体的重塑。2023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审议《对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中，有出席人员提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8%，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比重4.8%的水平，也高于欧盟成员国平均比重3.8%的水平，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还很大。当前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行业存在“资金空转”“关联套利”等现象。

《决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章节中，专门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并将“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放在首位，要求“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领导体制、金融监管体系等进行了一系列重塑性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此基础上，《决定》提出制定金融法，并对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部署，要求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

“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辛鸣表示，必须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着力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

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让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也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跃奠定基础。

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价值取向与方法路径，扎实推进各项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用五年的系统改革和奋斗实践，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取强劲的前进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基础、汇聚磅礴力量。

来 源：瞭    望

初 审：蔡    鑫

复 审：王晓萍

终 审：李世颖